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调查石油市场投机行为

去年以来，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逐渐放开、鼓励民间金融发展，一系列举措陆续推出，中国金融改革开始高速前进。

但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因为人为降低一笔十年期贷款4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有效减免了贷款的25%，降低6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减免35%，中国几乎全部银行贷款都是十年内到期的，因此通过隐性的债务减免增加了价值。实际上，也就是让利率有实质性地上浮，理由有两个：第一，更高的存款利率将会减少从家庭部门的财富转移，从而提高家庭部门的收入和GDP消费份额。

各种各样的定价扭曲，尤其是在资本成本方面，使得我们很难确定一个项目在经济上是否实际可行。那么我们已经过了格申克龙模型中的转变时点了吗？现在仍然在大量讨论中国是否过度投资？如果是，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快速增长的债务水平、不断增加的信贷扩张对GDP增长的占比、持续收缩的家庭收入对GDP份额以及制造部门浪费资本的证据都强烈地向我表明，我们早已经过了这个点，我们受到金融压抑的银行系统对中国增长已经不再有用了。（二）改革路在何方上周在圣迭戈的一次会议上，我有幸能与彼得森见识渊博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蒂（Nicholas Lardy）分享我的观点，当我声称在中国过去十年里没有有意义的金融部门改革时，这确实令很多人感到震惊。随着中国制造商快速创造大量产品，家庭储户需要大量补贴制造业的这种扩张，但储户自身却无法购买稳定的产品份额了。这个问题还会恶化，因为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部分价值可能表现为外部性的形式，而这是很难精确测量的。

（因为大多数地方债务是延期偿还的，因此成本的有效偿还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要证明基础设施升级的合理性也是简单的。3.经济越落后，越可能存在一系列新的特征：国内生产产品强调生产品而非消费品。金融部门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渠道，金融资产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形式。

二是在一些传统的收入分配模型，如卡莱茨基模型、凯恩斯模型中加入新的因素或对已有变量的特征进行重新定义，由此得出新的结论，例如Dutt(1989)通过将后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动态化，考察了食利者阶层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增长和分配的影响。这一做法允许低收入者在收入下降之后有限地降低消费，但这样一来，低收入者持续增长的债务-收入比导致了金融脆弱性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由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普遍较高，因此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抑制总需求进而在长期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影响。Fitoussi and Stiglitz(2009)等认为收入不平等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刻根源。

Perotti(1992)强调了信贷约束在收入分配的投资影响机制中的重要性。这座桥梁的建立，无论是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们认为，关键的机制是投资者使用他们增加的收入中的一部分来购买额外的金融资产。运用国内抵押贷款与抵押物价值的比率作为信贷可获得性的指标，他发现越高的信贷可获得性对于增长率有越大的积极作用。在其建立的模型中，单一的股东利益导向的管理投资决策的强化对于生产能力的使用、利润率和资本积累都有显著的负面的影响。可以看出，相对于投资机制，关于消费机制的影响，已有文献的思路较为一致，即研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会对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而与之相关的股息率的上升所产生的影响则不能够确定，取决于投资参数值和模型的储蓄函数的设定。相对而言，多数实证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即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稳定。然而进行这样的划分依旧是有意义的：以特定的标准进行分类能够让我们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定位的坐标系而不至于迷失。五、结论与启示始于2007年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主流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重新予以反思。

[3]Aghion, P., E. Caroli and C. García-Pealosa(1999):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1615-1660.[4]Aguiar, M. and M. Bils(2011): "Ha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Mirrored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807.[5]Alesina, A. and D. Rodrik(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465-490.[6]Blanchard, O., G. Dell 'Ariccia and P. Mauro(2010):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2, 199-215.[7]Brown, C.(2004): "Does Income Distribution Matter for Effective Demand?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291-307.[8]Burtless, G.(1999): "Effects of Growing Wage Disparities and Changing Family Composition on the U. S. Income Distribution", Europe Economic Review, 43, 853-965.[9]Dutt, A.(1989): "Accum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Inflation in a Marxian/Post-Keynesian Model with a Rentier Clas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ics, 21, 18-26.[10]Fitoussi, J. and J. Stiglitz(2009): "The Ways Out of the Crisis and the Building of a More Cohesive World", Documents de Travail, No. 2009-17.[11]Galbraith(1954)：The Great Crash 1929(《1929年大崩盘》，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通过影响个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而在这一机制中，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体系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们认为金融危机的一个核心起因是很多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是他的论述基于一个有待考量的基本假定，即人们对于资本的需求是有限的，或者说相对于需求而言，资本的存量是丰富的，因此决定人们投资和储蓄的策略更重要的因素是预期和心理因素(Minsky，1973)。

这一假说将凯恩斯理论中的总需求和金融与资产价格投机联系起来。显然，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重新审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与宏观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及其潜在风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在个体的微观行为和整体的宏观环境上都与美国有着显著的不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在中国所产生的后果也会与美国有所不同，因而在借鉴国外文献的基础上，如何充分地刻画中国经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现实特征是本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方向。[2]凯恩斯，约翰·梅纳德(1999)：《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3)资本和劳动之间以及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另外，个体收入分配不平等还影响了消费需求的稳定性。

危机爆发之前，由于美国拥有较为发达的金融体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导致美国家庭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和家庭债务的不断上升，由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对低收入者带来的压力得以缓解，使得低收入者能够在实际收入停滞增长的时候保持消费的持续增加。富人掌握着大部分消费收入，他们构成了最大部分的个人储蓄和投资的来源。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部门的不断发展和扩张，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研究方法：一是将收入不平等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例如，Galor and Moav(2002)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因而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此外，虽然都基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基本假定，但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关于个体收入不平等对经济波动和增长的作用并未达成共识。

目前，此类文章多数主要针对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些经济现实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在现实地提出了理论上的设想和假说，并未形成较完整的理论模型。事实证明，这四种范式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的研究虽然加入了很多新的变化，但基本的思想都是这四者的修正和推进，如Dutt(1989)、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和Hein(2009)等，都分别属于上述四种范式中的一种。

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居民受到的消费信贷约束较强，因而收入分配差距并未造成家庭借贷的攀升，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由借贷支撑起一个高消费的经济，而是导致了消费需求的不足和过高的储蓄率(李扬等，2009)。从研究对象上分，经济学家对于收入分配的分析主要遵循两条主线展开。他的结论是，由于相对于资本的需求而言，资本的供给不足是有限的，因此收入分配对于储蓄没有影响，进而对于投资和增长也不重要，利息并不能准确地衡量资本的稀缺程度，而食利者阶层的消失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如索罗模型)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而不考虑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因而认为财富分配状态对于增长没有影响(这其中的一个反例是Stiglitz，1969)。

文章进一步推论，上升的收入不平等造成了更大的债务需求，以借贷的方式来维持家庭的支出水平。二是劳动报酬之外生产要素的报酬，包括地租、利息、利润，统称为资产的报酬，这一分类方式也符合该领域多数文章的特点。

金融化导致宏观收入分配中利润相对于工资份额的上升，股东权益导向的决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后果。凯恩斯对投资和消费的认识与新古典传统完全不同。

因此，他认为收入分配政策还是重要的，主张通过公共就业策略而非私人投资策略，使得食利者阶层逐步消失，进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并降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和通胀的可能性。四、基于人际间收入分配视角的研究相较于要素间的收入分配，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基于人际间的收入分配视角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这是由于在危机爆发之前，各个国家基尼系数的上升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典型事实。

但在实证研究中，受限于财富数据的可获得性，也有大量文献从收入角度来研究个体的储蓄和投资行为。贯穿这一观点的假设是金融的不稳定性。在后卡莱茨基模型和后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金融化的影响，股东与工人之间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导致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相对份额随之变化，这会对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继而影响经济的积累率和增长率。经济学从收入分配角度探讨宏观经济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引言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起，全球经济至今仍未走出低谷。然而9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两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具体逻辑将在后文予以详述，而就研究现状整体而言，关于个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关经济增长和波动产生的作用，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反观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正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至目前的0.5左右。

这一观点是显著区别于新古典理论的，后者认为各种要素的价格可以很好地反映其稀缺程度，因而收入分配政策是不必要的，对于穷人的生活的改善只有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完成。由于模型设定形式和基本假设的不同，已有文献中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过程和主要结论并不一致，甚至很多研究存在着根本的对立。